新公園  油彩,布花,畫布拼貼,畫布  50F 2006-7



公園的詩意政治學

許旆誠「公園系列」 

文/蔡佩珊 
 
 
 

1.無人風景 

    許旆誠2008個展「公園系列」,分別描繪了台灣從南到北頗具代表性且作者親歷過的公園場所:林家花園、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台中公園、新公園、馬場町紀念公園、半屏山公園、臺南安平樹屋、大湖公園、北投公園、新竹公園、鵝鸞鼻公園、陽明山公園等,在這一系列公園名單中不盡然單指公眾共有的休閒遊憩場,當中也含括私人園邸,以及出於紀念意義蓋設的園場,雖然建置的目的性不一,然皆以「園」字稱之,就表識了它們在空間設置上相同之處便是都有可供人賞玩的景致,可能是天地風光,也可能是人工造景,此點觸發了一種風景畫意義的觀看方式,以畫布為取景窗框,繪製令人神往的景致,「景」往往能塑發「境」意的思維,作者這一系列作品之中渺無人跡,可說是無人的風景,但無人並不等同無主體,無人風景的主體性便在面對這景致之人就是主體與意義性的所在,這人的位置可能指稱作者,也可能是觀者。 

    19世紀德國浪漫派畫家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描繪了許多磅礡狀闊的天地景色,山林水景無不相像於實景實物,但他之所以不歸類於寫實風景畫家而是浪漫派的原因便在於人面對風景的位置與態度,風景從被賞玩的純然客體、人從無關心無涉入的滿足到人情與景致交織融合成「境」,如The Monk by the Sea(1808-1810) 或The Wanderer above a sea of Mist(1818)表達了自然動靜的能量與氣勢以及人的敬然姿態,因此可說,人之於風景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哲思。人對應自然風景的關懷,在許旆誠看似詩意懷想的無人風景作品中,也表現了相當人文的觀察與關照,例如開放公園空間中阻擋視野的施工欄柵、紀念公園已被遺忘的史事、人為強行栽入的植種等,因此這並非客觀的無人之景,而是就作者角度所擬造的景境,這不僅表識了作者相當知識分子式的對空間場域的省懷觀點,也以無人之景將觀者涉入其境同其感。就此看來,與其映照西方的風景畫,其實許旆誠作品的況味更近於中國文人山水畫,且是南方的脈絡與韻味:詩意的追求和細節並存、以少勝多、以虛代實、計白當黑、以簡代繁,這些都是中國山水畫不求「像」但講「境」的表現,人與自然那種娛樂親切的牧歌式的寧靜,是為了抒發田園式的生活理想。許旆誠的公園作品,看似感性詩意的抒發,實是對日常生活風景的場域與現象更細膩的觀察省思。

2.超現實的意識流 

    縱使以實在公園名之,然作品中的物件排列組構以及觀看視角使之漾著扁平的空間和靜滯的時間感,它也不再全然地等同題名的公園,反倒像是夢境或意識翻轉過的超現實境域。義大利畫家Giorgio dé Chirico(1888~1978)常利用一些不相聯繫的如同夢境的形象組成一個超現實的畫面,調度幻想場面造成奇異效果,反映了形而上畫派與現代哲學觀念,例《一條街的憂鬱神秘》(Mystère et mélancolie d’une rue) (1914)錯置物體透視的空間感,或Love Song (1914)中拼貼並置不相關連性的物件,描寫靜止不動,被哲學的幻想所強化的形象,且通過在不真實的背景上並置的物體,組成一個超現實的畫面,傳達一種神秘感。許旆誠的公園作品則是相當程度運用了拼貼的技法,形塑了超現實的氛境,如:俯瞰、平視等不同視角的並置、剪貼花布圖樣的手法,或拼組物件與扁平化空間的深度感。不過不同於超現實主義的神祕潛意識表現,許旆誠的超現實則是有意識而為的揮灑,或者說比較近似於意識流狀態的表現。 

    作者這種自我意識流動的表現其實深受於村上春樹和卡爾維諾的文學薰陶。村上春樹刻意的封閉性,拒絕社會化,還有譬喻運用往往天馬行空,即使這種隱喻方式不在讀者經驗範圍之內,然語彙本身即能營造畫面,這種現實和幻想互相交錯、融合的文字表情,以及對所有事情抱持「無可無不可」的人生態度,或許正好表達出現代人內心難以言說的疏離感,至於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則有著輕快迷幻的語句和散離的篇章結構表述著深邃的思維。在這些文學影響下,作品畫面的人事物部署、時空錯置的超現實狀態所形塑的詩意迷離氛境,不僅僅只是可見的平面畫布空間的此時此在性,還因文學式的語彙手法而有意識漫流時空動轉續延的態勢。 
 

3.當代性 

    疏離的姿態不光只是自我意識的喃喃靡流,疏離也是一種映照現實的應對態度,而關照外部現實問題與內部的轉化處理正也是許旆誠「公園系列」作品當代性的可能所在。好比作品中的花樣,乃是擷剪花布上的花朵式樣再黏貼於畫布之上,並加以畫筆潤改修飾,這並非僅是拼貼裝飾之舉,而是出於對公園植栽植種的關照,就作者的觀察,台灣公園中的花卉幾乎都非原生種而多是外來種,又因人為的栽植照養,使此些外來植種擴大蔓生並且侵佔了在地原生物種的生長,而這種外來性與在地性的拉扯不單僅於物種,一直以來都是社會人文層面中釐不清的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當然也蔓延在公園的場域之中,尤其是紀念性質的園地,如位於台北市青年公園11號水門一帶新店溪畔的馬場町紀念公園是50年代白色恐怖執行槍決死刑犯的主要地點。每當行刑結束後,馬場中間會留下血跡,必須用土覆蓋,一層層堆疊,而成一個大土丘。或者如前身為中正紀念堂現已更名的自由廣場,就不純是公眾開放的遊憩之所,它的紀念意義淪為政黨政治攻防戰,它的地利性是抗爭運動集結地的首要選擇,而它又是國家藝文展演場的代表,雜揉了多樣的政治性意義,它成了指標性的政治標的物。作者在這些情狀之中,無意做表態的舉動,但以旁觀的姿態與這些事件保持著些許距離,以疏離的姿態參看情事變化。而公園生冷的政治性面向藉由作者詩意化的思感與感性筆觸而繾揉成一卷公園詩集,使之可賞可感亦可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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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m'appelle 《E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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